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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显示文摘本文考察了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探讨了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和机制。基准分析发现,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均可以带来显著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即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可以同时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而总体上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还对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做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基础设施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从而提高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居民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刘晓光 张勋 方文全 2015世界经济2015,38,3:216
2农业生产率进步、劳动力转移与工农业联动发展显示文摘本文探讨农业生产率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此,本文建立了两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释放的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促进非农部门的发展;非农部门的进步又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条件,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并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从而形成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联动发展。实证分析发现了支持工农业联动发展的证据。本文的分析为理解我国的经济奇迹,提供了一个视角,对其他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和内生发展具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率依然较低,农业人口占比依然很大,联动效应的作用空间依然显著,政策层面应该继续因势利导,推进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发挥工农业联动效应,进一步培育经济增长潜力。徐建国 张勋 2016管理世界2016,32,7:81
3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显示文摘本文首次提出一个分析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框架,把收入决定因素(包括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置于同一个框架里进行评估。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将这个新框架运用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以估算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座机电话和自来水等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帮助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收入较低的群体从农村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因此,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这些基础设施是农村居民获取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回报的必要条件,同时经验更丰富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张勋 万广华 2016经济研究2016,51,10:155
4交通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综合框架显示文摘本文探讨交通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背后机制。为此,本文选取了企业库存这一角度展开分析。理论上,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市场扩张、市场竞争和运输成本三种路径影响企业库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实证上,本文将考虑质量的公路面积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行业划分的机制验证等方法,验证了这三种路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发现市场扩张是交通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库存关系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何种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并对各路径的贡献进行了量化。本文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以及增强市场活力等作用,这些作用都体现了交通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重要角色。张勋 王旭 万广华 孙芳城 2018经济研究2018,53,1:168
5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显示文摘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何宗樾 2019经济研究2019,54,8:1729
6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显示文摘当前,在传统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实践的同时,依托智能算法、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数字金融模式进一步拓展了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和服务深度。为了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工具性的基础数据,我们利用中国一家代表性数字金融机构数以亿计的微观数据,编制了一套2011—2018年覆盖中国内地31个省、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和约2800个县域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刻画了中国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区收敛特征,同时也展现了很强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异质性。郭峰 王靖一 王芳 孔涛 张勋 程志云 2020经济学(季刊)2020,19,4:2420
7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显示文摘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巨大,因而也可能具有减贫作用。本文首次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然而,与预期不同,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也加深了多维贫困的程度,且影响逐年增大。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了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所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数字鸿沟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观察背后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导致了面临数字劣势的贫困居民失业概率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尤其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引导其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何宗樾 张勋 万广华 2020统计研究2020,37,10:235
8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显示文摘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且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所推动的手机支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本文首先构建了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从支付便利性的角度证实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缩短居民的购物时间来增加消费。紧接着,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地提升了居民消费,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本文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升支付的便利性来促进居民消费,而流动性约束的放松并不是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最后,数字金融的发展尽管更多地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却没有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这体现了破除城乡分割的紧迫性。张勋 杨桐 汪晨 万广华 2020管理世界2020,36,11:480
9缩小数字鸿沟: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显示文摘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对生产关系的重大影响之一,是由此产生的数字鸿沟普遍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问题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填补和克服,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殊性。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由于农村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数字金融的发展带来了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因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农业向非农业的就业结构转型,提升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促进消费,进而抑制数字鸿沟扩大。数字金融发展必须同时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张勋 万广华 吴海涛 2021中国社会科学2021,,8:195
10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显示文摘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本文以“宽带中国”政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将其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借助于双重差分法,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非农就业。本文接着从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内涵(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出发探讨了数字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消费互联网(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向低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工业互联网(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高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流动,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能够依据劳动力技能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这些发现均证实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田鸽 张勋 2022管理世界2022,38,5:147
11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再测算显示文摘在中国GDP中投资占比很高,准确核算资本回报率对理解投资是否过度和经济增长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的校准,将中国资本回报率的不同测算方法进行匹配。调整后,从宏观核算体系(宏观模型化方法)和企业财务体系(微观非模型化方法)导出的中国资本回报率基本一致,达到两种核算方法内在自洽性和计算可靠性的基本要求。核算结果显示,总体资本回报率从1998年开始持续上升,到2009年出现下降,但是工业资本回报率依然呈现上升态势,2012年工业固定资产回报率达到27.8%。张勋 徐建国 2014世界经济2014,37,8:64
12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回流功率优化的双重移相控制显示文摘隔离式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isolated bidirectional dual-active-bridge DC-DC converter,IBDC)采用单移相控制时会产生较大的回流功率和电流应力,导致损耗增加。该文通过建立IBDC采用单和双重移相控制时的输出功率及回流功率数学模型,推导出回流功率与移相比及输入/输出电压调节比之间的数学关系,提出一种以回流功率最小为目标的双重移相回流功率优化控制策略。该控制策略根据传输功率及输入/输出电压调节比所处的不同范围,采用分段优化方法,得出各范围内的最优内移相比。通过仿真计算,对比研究该优化策略与单移相控制下的回流功率曲线。文中给出详细的优化控制算法和系统控制方案,并基于该方案设计制作实验样机。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出双重移相回流功率最优控制策略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张勋 王广柱 商秀娟 王婷 2016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6,36,4:68
13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家户储蓄率上升显示文摘本文在二元经济框架下,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为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户的消费储蓄决策,将总储蓄率分解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张勋 刘晓 樊纲 2014经济研究2014,49,4:51
14中国资本回报率的驱动因素显示文摘资本回报率对于理解我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我国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尤其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驱动因素。本文建立的理论模型表明,资本回报率受到全要素生产率、劳动资本比率、资本份额、金融约束、实际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实证上,本文发现,尽管实际利率的下降和经济景气等短期因素对资本回报率上升产生了显著影响,但代表经济长期基本面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是资本回报率提升的最主要原因。而劳动力转移、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也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化有一定影响。此外,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投资与资本回报率的关系有所不同。本文研究对于理解我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以及判断未来的经济形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张勋 徐建国 2016经济学(季刊)2016,15,2:47
15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基于电感电流应力的双重移相优化控制显示文摘通过分析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采用单移相和双重移相控制的工作原理,推导出了两种控制方式下变换器电感电流应力与传输功率、输入与输出电压调节比及移相角比之间的数学关系。为了有效降低变换器电流应力,针对不同的传输功率及电压调节比,通过寻优求得使电感电流应力达到最小的最优移相角。据此提出一种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双重移相优化控制策略,在实现输出电压闭环控制的同时使变换器电流应力达到最小。采用该优化控制策略,双重移相控制的电流应力始终小于单移相控制,并且当变换器工作在轻载且电压调节比较大时,该优化控制策略的优势更加突出。搭建了实验样机,对理论分析进行了验证,并与传统单移相控制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出最优控制策略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张勋 王广柱 王婷 2016电工技术学报2016,31,22:48
16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显示文摘以往文献对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探讨主要基于Barro(1990)的公共支出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率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或外部性),但并未对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做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从基础设施可以带来市场扩张和竞争这一基本功能出发,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理论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一方面促使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实现企业研发行为的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也鼓励企业'走进来',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对企业的市场规模形成压缩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数据,借助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解决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尽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率,但市场扩张效应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这使得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本文为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有利于深化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解。张睿 张勋 戴若尘 2018管理世界2018,34,1:45
17东海区拖网网囊网目选择性研究显示文摘通过东海区拖网网囊网目对带鱼和小黄鱼的选择性试验,对拖网最适网囊网目尺寸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网囊网目45 mm,小黄鱼和带鱼的逃逸率均较低,渔获中兼捕大量当年生经济幼鱼;2.网囊网目54 mm,小黄鱼的50%选择体长尚小于其优势体长组范围,带鱼的50%选择体长已部分进入其优势体长组范围;3.网囊网目65mm,选择体长范围与选择鱼种的优势体长组范围基本一致。综合分析认为:目前东海区最理想的拖网网囊网目不小于60 mm。黄洪亮 王明彦 徐宝生 张勋 汤振明 2005水产学报2005,29,2:38
18中国政府债务的状况、投向和风险分析显示文摘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行,通胀压力显著,房地产价格高位欲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引发了人们对宏观经济基础的担忧。本文通过对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投向的分解,对中国政府部门和公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构建,以及对投资回报率的详细测算后发现:(一)地方政府的负债主要投向周期长、外部性大的基础设施,由于我国基础设施依然落后,这些投资总体上具有合理性;(二)中央地方收支倒挂的财政体制,导致地方财政收入不足,而地方政府'短债长投',导致短期偿债压力过大,是地方债压力的财政和金融根源;(三)政府和公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总体健康,资产负债率较低,即便考虑了可能面临的隐性债务,债务风险仍然可控;(四)工业资本回报率处于上升趋势,近年来保持在高位,潜在投资需求旺盛,内生性紧缩的风险不大。总体上,本文分析显示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在通胀压力趋缓,宏观调控趋松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有望回升。徐建国 张勋 2013南方经济2013,42,1:35
19中国区域间经济互动的来源:知识溢出还是技术扩散?显示文摘本文在一个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下,将经济互动分解为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并利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方法,估计中国区域间经济互动的来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区域间经济互动主要来自知识溢出,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知识溢出率仍然偏低,区域间经济互动性较弱。本文认为,加强专利技术的保护有利于增强技术扩散效应,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则有利于提高中国整体上的区域间经济互动。张勋 乔坤元 2016经济学(季刊)2016,15,3:35
20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城镇化:理论模型与中国实证显示文摘现有城市经济学理论大多基于效率考虑,相关的目标往往表示为生产率、人均收入、效用的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首先,本文创建了两个城镇化理论模型,一个是只考虑效用最大化或自由市场状况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另一个则兼顾效率与(收入分配)公平。结果表明,当城镇内部的不均等足够小,或当移民成本足够大时,兼顾公平的城镇化水平高于自由市场均衡下的城镇化水平。接着,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其他条件不变,关注收入分配(即兼顾公平)的省市,其城镇化水平比不关注的要高两个百分点左右。最后,本文探讨从政府关注收入分配到城镇化水平的传导机制,发现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促进了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减少了移民成本,另一方面带来了工业贷款的增加,从而通过工业化增加了移民的就业机会。二者都有助于推进城镇化。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发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应改变阻碍城镇化的观点和举措,以扭转效率和公平双输的结局。罗知 万广华 张勋 李敬 2018经济研究2018,5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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