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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法治与德治衡论显示文摘The rule of law opposes the moralism that infers politics from morality,but it opposes in no case morality itself.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mould the order of social life in the period of market economy,each playing its own role.Moreover,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can not deviate from the base of morality.On the one hand,as a leading social regulatory instrument,law must regard morality as its base and function in unison with moral requirements;on the other hand,the rule of law needs the support of morality.The unifi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is inexorably an internal one .The rule of law is the idea and system of modernity and the morality. It is bound to be the morality of modernity.Therefore,the internal unifi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must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s its social base. | 郁建兴 | 2001 | 哲学研究2001，，4： | 92 |
| 2 | 从发展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以浙江省为个案显示文摘发展型政府陷入困境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要求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的新历史条件下 ,必须适时实现角色的转型 ,由发展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浙江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 ,既推动了浙江政府职能的转变 ,又为浙江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为浙江省进一步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 郁建兴 徐越倩 | 2004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56，5： | 104 |
| 3 |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显示文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公平、正义、权力等体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日渐凸显;与此相应,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进行哲学思考的政治哲学开始兴起。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运用马克思政治哲学遗产提供的丰厚思想资源,深刻揭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自身的理论田难,批判地吸取其有价值的理论资源,深入反思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作出深刻的理论回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长期、艰苦的共同任务。2006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其主题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会议围绕当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与政治哲学的复兴、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意义、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研究领域展开了讨论。会后,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以及对这组文章的学术点评。其中,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陈晏清教授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分析了政治哲学的兴起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建构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郁建兴教授认为,对黑榕尔政治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乃至全部思想发展的转折点f从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的立体结构中论证人类解放的目标,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与途径,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也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主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衣俊卿教授分析了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探讨了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特点,认为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具体化研究范式,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法论则有助于建立微观视域与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孙正聿教授应邀对上述三篇文章进行了点评,他既充分肯定了他们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进行的基础性工作,认为无论是提出和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还是分析和阐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其理论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正在进行的这些“基础性”工作,同样包括许多亟待深入思考和认真探讨的问题。 | 陈晏清 郁建兴 衣俊卿 孙正聿 | 2006 | 中国社会科学2006，，6： | 81 |
| 4 | 地方治理研究:范式、理论与启示显示文摘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治理理论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在回应新的治理挑战中所采纳的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公共管理方式的总结。治理理论的支撑性论点和概念包括:网络管理理论,即将治理的核心任务看成是管理网络;授权理论,认为有效治理的关键是恰当的授权机制;社会解释理论,以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差异为研究起点并认为这种差异是治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侧重于合作如何达成的伙伴关系概念和社会资本概念。治理理论的启示在于:首先,治理要求扩大地方决策的范围并重新定义地方政府的角色;其次,面对新的挑战,公共管理者需要掌握新的管理技能;最后,治理理论及其对应的管理方式提供了全球比较的框架。 | 杰瑞.斯托克 楼苏萍 郁建兴 | 2007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2： | 88 |
| 5 | 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张力显示文摘治理与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着显著区别。国家建构强调稳定、秩序和规制,因而表现出刚性、控制性、程序理性的特征;治理强调多元、谈判和协作,因而表现出弹性、互动性、反思理性的特征;国家建构作为一项现代性成就,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而治理强调权威的多元化、分散化,旨在全面消解国家的绝对主权,废除国家至高无上的现代性观念,因而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作为一项现代性成就,国家建构无论在组织形式方面还是制度体系方面,都以国家为中心,目标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大;而治理强调权威的多元化、分散化,旨在消解国家的绝对主权观念,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但治理与国家建构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交融。现代国家的建构同时也是一个确立公民权利、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而基于治理失败的风险和元治理的必要性,国家需要重新设计、重新想象和重新建构。治理与国家建构的辩证法要求我们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而法治是它们实现均衡与良性互动的制度基础。 | 郁建兴 | 2008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0，1： | 111 |
| 6 |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显示文摘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中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却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 郁建兴 高翔 | 2009 | 中国社会科学2009，，6： | 128 |
| 7 |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显示文摘服务型政府将满足公民需求作为最高目标,不仅要求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其中,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是政府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都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针对公共服务的混合性和复杂性,有必要设计公共服务供给的复合模型。所谓复合供给模型,是指在公共服务的供给参与方之间进行两次分工。初次分工是将服务规划者(提供者)和生产者相分离,并可产生多种典型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二次分工是生产者将自己不能直接生产的服务,通过整合其他服务资源来组织生产,通过将分散的、异质性的服务需求与非规模化的服务供给进行对接来间接满足服务需求。复合供给机制有利于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各自优势,并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从而有利于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异质性公共服务需求。 | 郁建兴 吴玉霞 | 2009 | 学术月刊2009，41，12： | 106 |
| 8 | 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显示文摘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功能要求和逻辑结果,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标志。改革开放后,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出台经济政策较多而少有社会政策。中共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体系雏型,但这一体系的应急性、二元化和碎片化特征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普遍性、制度统一和系统性原则,加快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前,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的首要目标或主要困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 郁建兴 何子英 | 2010 | 社会科学2010，，7： | 86 |
| 9 | 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历程、社会政策与体制机制显示文摘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平均主义、国家包办的公共服务体系,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普遍可及,但存在着公共服务供给总体短缺、效率低下以及城乡、单位间供给不均的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府推动了以二元化、社会化、市场化和地方化为特征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实现了从单一供给主体到多元供给主体的转变、从国家免费供给到居民付费享受的转变,供给效率与服务质量大大提高;但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弱化,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从而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普遍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基本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公共服务项目体系,公共服务投入稳步增长,多元供给机制不断成熟和扩展,初步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普遍可及性目标;但是,公共服务投入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依然偏低,供给水平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差较大。中国政府需要在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即重新设计地方政府工作考核评价和干部考核评价体制,加快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政策体系,重构政府间财政体制和职责分工,全面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积极推进复合式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等。 | 郁建兴 | 2011 | 学术月刊2011，43，3： | 100 |
| 10 |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显示文摘'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这两种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性,并不意味着分权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在分权背景下,横向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力,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具有显著的局限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权力。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 | 郁建兴 高翔 | 2012 | 中国社会科学2012，，5： | 417 |
| 11 |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显示文摘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必须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而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它们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 | 郁建兴 任泽涛 | 2012 | 学术月刊2012，44，8： | 209 |
| 12 | 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显示文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从而加速了社会建设进程,并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可以用于描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而'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概念,可以用于探讨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机制的生成逻辑。当前,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与治理策略调整,增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并为社会力量发展释放出较大空间;社会通过寻求和争取更大的机会得以发展。在走向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根本保障在于制度化与法治建设,影响社会治理发展轨迹与进程的力量主要来自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良好的社会基础则形构了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与内生逻辑。 | 郁建兴 关爽 | 2014 | 探索与争鸣2014，，12： | 99 |
| 13 |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显示文摘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 | 郁建兴 沈永东 | 2017 | 政治学研究2017，，3： | 150 |
| 14 | 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显示文摘浙江省六个特色小镇案例显示,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特色小镇形成、发展中的支配地位,充分激发社会力量在特色小镇壮大、提升中的主导作用,是浙江省得以较好推动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经验。而且,各地政府都把增进包容性发展作为特色小镇建设的必备要素,通过赢得当地居民支持、增强获得感,进一步推动了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特色小镇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的核心作用并不在于资源的倾斜性配置,而在于引导、规范和服务。 | 郁建兴 张蔚文 高翔 李学文 邹永华 吴宇哲 | 2017 | 浙江社会科学2017，，6： | 85 |
| 15 |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显示文摘地方政府创新是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揭示了两种最具显示度的创新机制,即'自主探索'和'设计试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自主探索'的范围、幅度和可能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地方政府创新出现了不同于'自主探索'与'设计试验'的新形态,即'请示授权',而且这一新形态已经获得湖南、山东、山西、浙江、内蒙古等五省(区)的制度确认,可能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新趋势。作为'自主探索'与'设计试验'的重要补充或综合,'请示授权'将纵向政府间的非正式互动纳入了正式的政府过程,是实现'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良性互动的一种可能路径,它或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厘清纵向政府间的职权边界,型构一种新的纵向政府间关系,即基于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分工进行权力配置,该集中的权力必须集权,该下放的权力彻底分权。 | 郁建兴 黄飚 | 2017 | 政治学研究2017，，5： | 137 |
| 16 |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显示文摘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显示,将评价改革成效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扭转以往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是浙江省得以实质性推进简政放权的重要经验。在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各地、各部门都把运用'互联网+'技术作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必备要素,通过推进政务标准化,促进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政府的数据共享,形成了整体性政府的改革模式,在提高行政效率、规范权力运行和降低体制成本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需要进一步实现政务标准化和信息共享,其关键不只在于技术革命,也在于管理创新;不应在于权力集中,而在于部门协调。 | 郁建兴 高翔 | 2018 | 浙江社会科学2018，，4： | 132 |
| 17 | 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显示文摘自2013年起,浙江省桐乡市在全国率先开展自治、法治、德治合一('三治合一')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实践。经过数年努力,业已发展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为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2018年9月20-21日,浙江大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嘉兴市委市政府、桐乡市委市政府等联合主办了第二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国内十余位社会治理研究知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本期刊发一组笔谈纵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六位教授紧紧围绕'桐乡经验'对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三治'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三治'结合乃至融合如何可能、'三治融合'研究的新议程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我们期待他们的论述对于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伟大事业有所裨益。 | 张文显 徐勇 何显明 姜晓萍 景跃进 郁建兴 | 2018 | 治理研究2018，34，6： | 129 |
| 18 | 超越政府中心主义治理逻辑如何可能——基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经验显示文摘以公共服务组织(主要是政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政府中心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普遍特征。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带来了公共服务组织成本高企、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求解上述公共管理的全球性难题提供了可能的中国方案,即'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是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公共服务以民众需求作为设计、供给的核心标准,通过民众与公共服务组织的共同生产,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众真实需求相匹配。'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实现'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提供了六条经验:基于法理权威最大限度统一共识,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全过程民众参与,基于法治原则的主体责任,新技术与传统机制融合的内部协调,内化潜在冲突的主体间协调,多种渠道的实时监督。 | 郁建兴 黄飚 | 2019 | 政治学研究2019，，2： | 95 |
| 19 |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显示文摘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体的观念起源于古典时期,建立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现代共同体是建立在美国早期新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社群主义基础上的概念,当前全球“社区复兴运动”与之一脉相承。“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一个整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人人享有既体现了与责任、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更要求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提供激励机制。孟加拉国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浙江桐乡“三治信农贷”、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等三个案例表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激励制度必须以特定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为前提;政府是重要的制度供给主体,但制度执行必然要求获得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所有主体利益相容且在制度框架下实现共赢。 | 郁建兴 任杰 | 2020 | 政治学研究2020，0，1： | 132 |
| 20 | 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显示文摘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对于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在总结认知分歧和借鉴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为逻辑起点,精准识别影响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因素,确定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并基于当前中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开发了二级和三级指标。同时,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关联度,形成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这一指数模型有助于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评价各地共同富裕建设进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事业探路。 | 陈丽君 郁建兴 徐铱娜 | 2021 | 治理研究2021，37，4： |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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